傲根泥客
微生物生态修复技术难挑大梁
8月13日，第30届夏季奥运会顺利闭幕。有谁曾想到，6年前位于东伦敦的奥林匹克主体育场“伦敦碗”竟然曾是当地污染最为严重的垃圾填埋场。
为了净化这片“毒地”，伦敦奥组委搬来五台装满各种微生物的土壤清洗机，有毒土壤被放置在这些大家伙“肚子”里，经过微生物的降解排毒，一段时间后又可以被重新利用。
“这种利用微生物技术修复土壤的方法，最大的优势就是环境友好、安全生态，不会造成二次污染。”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保冬说。
而国内还没有大规模使用微生物技术进行土壤修复，那些被欧美国家抛弃的异地填埋或焚烧手段，在中国仍是主流。
对此，专门从事污染场地修复的高科技企业，杭州大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文辉表示，微生物生态修复技术虽然具有绿色、成本低等优势，但我们的祖国一些土壤修复项目，大部分都要求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，微生物修复则很难实现。
2004年，北京市宋家庄地铁工程建筑工地，由于地处农药厂污染地段，未经处理的土壤中含有大量废气，导致三名工人探井时集体中毒。
2006年，武汉一个地产项目开工，工人在桩基作业时接触到深土层之后就出现呕吐、头晕等中毒现象，调查的最终结果是：土地已被农药化学物质严重污染。
2008年，原广州氮肥厂部分地块，未经修复就被规划为经济适用房用地。媒体曝光后，广州市政府只好花费600万元进行土壤修复，这也被称为广州土壤修复第一案。
此前，北京市环保局曾调查过18家已停产或即将停产的化工企业，发现7处场地受到严重污染，部分场地污染深度可达15米，必须修复才可以做到规划用途的环境标准。
世界银行2010年发布的《中国污染场地的修复与再开发的现状分析》报告数据显示，最近几年工业公司搬迁遗留的场地中有将近1/5存在较严重污染。
大举外迁的工业厂区的确给拥挤的城市腾出了空间，可眼前的现实是，针对这些“毒地”的微生物修复技术却正处于尚未成熟的尴尬境地。
在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万洪富看来，污染场地的土壤修复是一件十分复杂的庞大工程。
污染场地修复属生态学、土壤学、微生物学、生态毒理学、环境化学、工程学等十几个学科交叉融合的领域，是当前整个环境科学与技术探讨研究的前沿。
“我国土壤修复技术没有国外那么发达，基本上仍然采用传统的异地填埋和焚烧手段，微生物修复技术还仅仅处于实验室阶段。”万洪富说。
从事土壤生态重建研究的陈保冬告诉《中国科学报》，生物修复技术主要是利用生物有机体，尤其是微生物的降解作用将污染物分解去除。这种技术对比传统物理和化学修复方法，具有生态安全、费用低廉的优点。
张文辉表示，微生物对污染物的降解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，对比物理、化学方法，微生物修复效率还很低。
“不过，微生物修复不需要多高的运输成本，费用相对低廉，但是它对环境要求却相当苛刻。”张文辉表示，微生物修复只能针对一些特定的污染，比如污泥、垃圾等有机污染。
陈保冬也提到，由于微生物是一种具有生物活性的生命体，本身受环境影响较大，当污染物浓度过高时，生物降解的速率就会受一定的影响，甚至无法降解。
“虽然实验室研究得出很多令人鼓舞的结果，但是，在将实验室结果放大应用于土壤污染现场时，也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。”万洪富说。
不过，上述专家一致认为，由于微生物修复对环境友好，具有传统方法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和安全性，依然具有乐观的市场潜力。
目前，我国尚无一部系统的有关土壤保护的法律，如何防治、如何界定污染者，以及修复过程和结果的法律责任认定，几乎一片空白。
不过有消息透露，由环保部牵头制定的《全国土壤环境保护“十二五”规划》已进入国务院审批程序。《规划》出台后，有望在全国大规模开启土壤修复工作，推动土壤修复产业化进程。
采访中，万洪富多次表示，我国还没有关于土壤修复的强制性规定，甚至没有污染场地的调查、风险评估、修复、验收等各方面的标准。
他建议，国家应尽快出台有关污染场地开发利用的强制性规定和硬性指标，制定专门的法律和法规来规范土壤污染问题。
“例如，对于工业用地如果再开发利用，必须要先做调查和评估，土地修复后才允许使用。另外，还要出台相应的指标体系，对于污染场地的调查、风险评估、修复、验收等各方面都应该有明确的标准。”万洪富说。
万洪富觉得，只有在法规的推动下，绿色环保的微生物修复技术才有机会得以推广实施。
陈保冬则表示，任何修复技术都有自身的特点和特定的应用条件与范围，单纯的某一项技术往往不能从整体上解决问题。
因此，陈保冬建议，土壤修复要想达到更好的效果，需要各种技术的综合利用，微生物修复技术能作为一种重要的辅助手段。